少帥奉勸溥儀脫去皇袍，辭掉老臣，真正做個平民，卻是完全出于一片至誠；而且，這一識見也是絕對的高明。對于溥儀，少帥可說是仁至義盡。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后，他本人已經是弄得焦頭爛額、自顧不暇之際，仍然不忘拉扯已經泥足深陷的溥儀。

敘寫張學良的朋儕故舊、社會交往，有一個人需要綴上一筆，那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。因為從張學良對于溥儀的殷殷垂注，特別是為這位前朝廢帝所設計的人生道路中，可以洞見其人格、品性和卓絕的識見。

1924年11月5日，馮玉祥的國民軍把溥儀逐出紫禁城。當帶兵進宮的北京警備司令鹿鐘麟問他“你今后是還打算做皇帝，還是要當個平民”時，他爽快地回答：“我愿意從今天起就當個平民�！钡�后來的實踐表明，他的這種表態，根本不是真心話。他的真實打算，卻是“重新坐在失掉的寶座上”。

當時，他的社交圈子很廣，皇族、戚屬之外，面對的主要是三種人：一是前清的遺老，所謂“辮子幫”；二是走馬燈般的“你方唱罷我登場”的軍閥政客；三是陰險狡詐、虎視眈眈、居心叵測的東鄰野心家。角色不同，心性各異，但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，就是千方百計要利用這個政治玩偶，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就中，只有一個人例外，他既沒有政治野心，也根本沒有想在溥儀身上打什么主意；只是出于友朋之間的真誠愿望，甚至是年輕人熱心、好勝的習性，善意地為溥儀提出了一些個人見解。他就是張學良。

張學良與溥儀，相識于20世紀20年代中葉，那時張學良不過二十五六歲，溥儀也剛過20歲。他們相會于天津日本租界地宮島街的張園，那里是溥儀的所謂“行在”辦事處；在其他場合也見過面，應該說，交往較多。有人統計，溥儀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，提及張學良，多達20處。

1990年夏天，張學良在同日本廣播協會電臺記者交談中，提到了早年他與溥儀會面時的一席話：“我在天津的一個飯館吃早飯，溥儀突然進來見我。我勸他把袍子脫掉，把身邊那些老臣辭掉，你這些老臣圍著你就是在揩你的油”；“我勸他，你肯不肯到南開大學去讀書，好好讀書，你作一個平民，把你過去的東西都丟掉，你真正做個平民。如果南開你不愿意去，我勸你到外國去讀書，到英國或到哪兒去讀書。我說你原來有皇帝的身份，你雖然是平民，你比平民還是高，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個平民，將來選中國大總統有你的份。你如果今天還是皇帝老爺這一套，將來有一天會把你的腦瓜子耍掉”。

少帥出言十分峻刻，一針見血，態度卻是非常坦誠的。只是由于他們是“兩股道上跑的車”，當然，這一切勸阻、一切忠告，對于溥儀來說，就全都成了“東風之于馬耳”，說了等于沒說。

與少帥形成鮮明對照的，是他的父親老帥。老帥曾經巴結過這位退位皇帝，叩過頭，送過兩棵高價的東北人參。此前，溥儀選立“皇后”時，老帥曾主動要把女兒獻上，只是由于“滿漢不能通婚”的清宮祖制所限，才算作罷。這一代梟雄外殼是“忠君”，而內核卻是利己——深知問鼎中原，還需利用“宣統”這塊招牌。特別是老帥早就把滿蒙地區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，而要提高在這一廣袤地區的影響力與號召力，清朝帝室與蒙古王公的特殊歷史背景，是絕對不能忽視的。當然，以復辟為職志的末代皇帝，也看中了這個“東北王”的政治地位和強大的軍事實力。交相倚重，互為利用，這原本是他們之間的本質特征。

而少帥奉勸溥儀脫去皇袍，辭掉老臣，真正做個平民，卻是完全出于一片至誠；而且，這一識見也是絕對的高明。對于溥儀，少帥可說是仁至義盡。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后，他本人已經是弄得焦頭爛額、自顧不暇之際，仍然不忘拉扯已經泥足深陷的溥儀。1931年11月2日，土肥原夜訪溥儀，說日軍在滿洲的行動，僅為反對張學良，而對滿洲毫無領土野心，并愿意幫助宣統皇帝在滿洲建立獨立國家。溥儀傾向于接受。張學良聞訊，于6日晚，派人往其駐地靜園送了一筐水果，里面潛藏著兩枚炸彈，意在警告溥儀，禍患臨頭，讓他清醒過來。翌年7月，溥儀任偽滿執政四個月后，張學良又通過他的胞弟溥杰，再一次進行規勸。溥杰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：“暑假我從日本回國了一次，張少帥大概也得知了我回國的消息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的信。記得信的大意是：日本人歹毒異常，殘暴無比，我們父子同他們打交道的時間長，領教夠了。他們對中國人視同奴仆，隨意宰割。你要警惕他們，并要勸誡你哥哥，讓他同日本人脫掉干系，懸崖勒馬。可惜，我當時為了同溥儀一道恢復滿清王朝，對張少帥這些忠言，根本聽不進去，真是一樁終生憾事。”

我們不妨設想，如果當日溥儀能夠聽進去這番坦誠的勸誡，并能篤信躬行，那么，他就不會背上“漢奸”“戰犯”的惡名，而遠離那根歷史的恥辱柱了。

除了少帥，可以說，溥儀身邊的一切親朋故舊，再沒有人這樣勸過他。那些遺老舊臣、皇親國戚，還有軍閥政客，用他后來的話說，身旁正有“一群蠅子”，整天嗡嗡營營地，吵得一塌糊涂。他的父親載灃，頭腦昏聵，未諳覆車之鑒，可說是見不及此；而更多的人，則是從個人私利出發，把這個末代皇帝居為“奇貨”，當作實現種種目的的政治工具。

溥儀后來回憶說：“我面前擺著三條路：一條是新條件給我指出的，放棄帝王尊號，放棄原有的野心，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；另一條，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，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，全部恢復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，或者復號還宮，讓我回到紫禁城，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；還有一條，是最曲折的道路，它通向海外，然后又指向紫禁城，不過那時的紫禁城，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。這條路當時的說法則是借外力謀恢復。我站在這個三岔路口上，受著各種人的包圍，聽盡了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。他們對于第一條路，都認為不屑一顧，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，則又互不相讓。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，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細計劃。他們每個人都爭先恐后地給我出主意，搶著給我帶路�！�

表面上，這些人期待復辟的目標是共同的，一致的；實際上，每個人都是“各懷心腹事”，打著自己的小算盤。以羅振玉為首的“出洋派”，主張“立刻出洋”，日本也好，歐洲也好，他們想拉著這個末代皇帝，投靠到洋主子的卵翼之下，通過壟斷居奇，收獲各自的私利。而以帝師陳寶琛為首的“還宮派”，那些王公、舊臣、帝師、翰林們，則是惦記著這些名頭，這些高位，使已經喪失了的重新回到手中。而就溥儀個人來說，復辟復位，是所至望；但他并不愿意重新回到紫禁城去，以免在那里遭限制、受約束；他的目標是“依他列強，復我皇位”。這樣，他從北府出來，一頭就扎進了日本使館，實際上，從此也就投入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懷抱，開始踏進罪惡與死亡的深淵。他卻醉生夢死，酣然不覺。

他從蔣介石與張氏父子的發跡史中，得到一個重大啟發：“這就是若求成事，必須手握兵權，有了兵權實力，洋人自然會來幫助。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，倘若有了軍隊，自然要比一個紅胡子或者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。因此，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。我覺得這比自己出洋更有必要�！庇谑�，而有派其胞弟溥杰和三妹夫潤麟到日本去學陸軍之舉。

與此同時，溥儀更是一步步地向日本軍閥靠近。當時，日本侵略者把子承父業、執政東北，特別是宣布“易幟”、服膺中國統一大業的張學良，看作是他們分裂中國、吞并滿蒙、建立“滿蒙帝國”的最大障礙，由過去的百般拉攏，而變為切齒仇恨，必欲除之而后快了。受其影響，溥儀對于張學良的態度也隨之而改變。他既不愿意張學良當“東北王”，更對南北統一持強烈反對態度，因為這不利于他實現復辟大計。

（作者系國家一級作家，遼寧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，遼寧刊授黨校顧問。先后擔任過中共遼寧省委常委、宣傳部長，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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